1949年10月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，朱老总亲自找到了正在北京休养的罗贵波，告诉他不要返回第7军，而是调任北京，承担组建军委办公厅的重任，并出任办公厅第一任主任。
对于这一职务变动，罗贵波自己都始料未及。他怎会想到，自己会被提拔到如此关键的位置？然而，在开国将帅的名册中，为何又找不到他的名字？这是许多人无法理解的事。实际上，罗贵波的名字长期不为大众熟知，也是情理之中——他长期从事军地协调工作，并非站在前线的军事主官。罗贵波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是赣南苏区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。在土地革命初期，他的职务到底有多重要呢？1930年，他领导赣南部队，与瑞金游击部队以及兴国、万安游击部队联合组建红22军，由陈毅担任军长，罗贵波担任副军长。后来，红22军主力被调走参加第一次反围剿，罗贵波则率领不足一个团的兵力继续在赣南坚持作战，并以红22军名义扩编部队。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，他所率部队与其他地方部队整合，组建红35军，先后担任军长与军政委。这些经历充分显示了他丰富的资历与高厚的职务经历。 然而，随着王明路线的主导，地方与军队都掀起了对AB团的肃清运动。罗贵波因“被扣帽子”，个人革命生涯一度受挫，被免去军政委职务，改任政治部秘书长，从部队被下放到地方。此后，他又先后担任独立师政委、师长。1932年，他进入瑞金红军学校的干部队学习，但由于“帽子”问题，他的学习和工作都倍感压抑与苦闷，常受怀疑与审查，许多事情难以理解。直至1934年部队大转移，他加入陈赓领导的干部团，最终抵达陕北。抗战爆发后，他被编入第120师安然民运部担任部长，因晋西北地方干部稀缺，他过去的经验使他逐渐从军队工作转向地方事务。随部队扩编组建新358旅时，彭绍辉担任旅长，他担任政委，120师主力赴冀中作战，而少部分部队坚守晋西北。1941年，他调任新军政委，新358旅改为独立2旅。山西新军自1937年组建，在国共统一战线下，虽名义上归阎锡山部队，但实质受党领导、八路军支持，参与抗战。抗战后期，他先后担任晋绥军区第8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、第八地委书记，实行军地一元化领导原则，主力部队地方化，军地兼任。抗战胜利后，他出任吕梁区党委副书记、书记，吕梁军区政委，晋中区党委书记兼晋中军区司令兼政委，长期负责地方工作与地方武装建设，配合主力作战。1949年，他调任第7军担任政委，第三次与彭绍辉搭档。新中国成立前夕，他因身体不适入京，参加开国大典。朱老总得知他的情况后，指示他留在北京工作。为何从军政委直接提拔为军委办公厅主任呢？原因有三：首先，西北部队兵力有限，兵团级单位并未设置副司令、副政委，司令部本就精干。依罗贵波和彭绍辉的资历，他们本可提拔至兵团一级，但兵力不足，使得这类提拔空间有限。其次，在组建兵团时，许多干部都是由军级直接提拔到兵团司令、政委、副职等岗位，他的升迁亦在情理之中。第三，也是关键因素：当时三野、四野、二野的战事尚未结束，一野还在忙于解放兰州、新疆等地，北京可用的军地干部有限。南下工作缺乏干部调配，只能从现有京城干部中任用。罗贵波资历深厚，长期从事军地事务，办公厅文职性质的工作恰与他匹配。 新中国成立不久，1950年，越南请求中国援助抗法战争，上级决定派他担任联络代表、顾问团团长。由于他是办公厅主任，对军委工作熟悉，便于汇报和协调工作。形势所需，使他从军地干部逐渐转向外交联络官角色。随着办公厅主任位置安排妥当，他彻底离开部队，正式转入外交战线。倘若未离开，他以资历和职务，至少可晋升为副兵团级，甚至可能被授予上将或中将军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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